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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徐悲鸿是“美盲”
吴冠中:徐悲鸿是“美盲”
李怀宇(广州)
徐悲鸿是个“美盲”
1935年夏天,吴冠中为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学生,在暑期军训中与杭州艺专学生朱德群相识,决心学画,投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期间,吴冠中的教师有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学友则有朱德群、赵无极等。
记者:在广州,我采访过谭雪生、徐坚白夫妇,谈了许多当年杭州艺专的事。国立艺专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像你、苏天赐、朱德群、赵无极……
吴冠中:苏天赐刚过去了。
记者:我曾经一直想采访苏天赐先生,去年有一天给他家里打电话,说是苏先生在医院里做化疗,希望等他身体好些,到家里坐坐。后来朋友告诉我,当天下午苏先生就去世了。
吴冠中:哎呀,可惜!
记者:你是16岁时在暑期军训时认识了朱德群,到了国立艺专参观之后,才决心学画的?
吴冠中:对,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朱德群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我在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当时规定,高中一年级读完了,要搞军训,全浙江的学生就在杭州集合混编,我和朱德群编在一班里。我们俩排在一起,因此整天接触,什么事情都交流,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彼此很了解,友谊很深。有一个星期天,他就说:“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学校。”一参观以后,我大吃一惊。我在中学里,除了主要功课以外,受鲁迅的影响,爱好文学,对美术兴趣一般。但是到他们那儿一看,那些老师、同学的作品陈列出来,油画、水墨、素描,哎呀,觉得美极了。因为我在杭州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美的东西,好像孩子诞生以后,一睁开眼睛,这个世界是那么美丽!一见钟情,很快就入迷了,后来念念不忘。朱德群看我这样,就说:“你以后要学美术。”这在当时是不敢想像的,因为我家里在农村,比较贫穷,艺术学校收费比较贵,是贵族学校。我认为不可能,但还是爱,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爱。后来还是改了,不顾一切,一定要学美术。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已经读了一年,我丢掉不要,重新考国立艺专,从预科读起。这样我就和朱德群在一起了,原来我们是同级,因为我要重新读起,就比他低了一班。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
后来学校搬了,我们逃难,关系一直很好,到他毕业了,学习成绩不错,在学校留下来当助教。我毕业以后就留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助教,那个学校和国立艺专很近,我们来往很多。那时候我学法文,他也学法文,关系一直不断,后来我考到公费留学,到法国去了。他后来到台湾去了,再到巴黎去,这样就没有联系了。一直到几十年以后,1981年,我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非洲,途经巴黎,我就见到朱德群了,在他家里住了几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们过去学习的老师都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同样的老师,学的东西一样,观点一样,看的画册一样。我们当年观点、趣味一样,过了几十年后,到了巴黎,他带我去看那些新的东西,我们的观点还是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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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回想当年你在国立艺专,在美术上有什么学习心得?
吴冠中:中国的美术中,一种是沿袭传统,老一套的东西,这是没有前途的,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花开花落,陈陈相因,一定会淘汰。所以“五四”以后,林风眠、刘海粟用西方艺术来改变,另一方面,保守势力,画老的东西还在。林风眠的观点是把西方的东西开放,而且中西结合,林风眠是搞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刘海粟也比较开放,愿意接触西方的东西。
但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现代绘画的,他学的是老的,他学老的也不要紧,艺术其实不分新旧,只有好坏。他的观点要写实的,不写实的东西他就看不惯,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他反对可以,但是他回来以后,在政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跟国民党的要人有很多关系,他的力量比较大,因此推广他的现实主义,压制现代绘画。
我在中学时代看报纸,报上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刘海粟骂徐悲鸿,中间徐志摩也参加,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要开放一些。这种情况之下,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比较开放,影响好像很大,培养了很多学生。刘海粟的艺术很新,但是功力不行。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是国立学校,有经费,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可以请最好的教员,比如请吴大羽、潘天寿,高价请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教员,所以杭州艺专很傲,瞧不起其它的东西,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格调很低。所以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与徐悲鸿之间,可以说一切观念是完全敌对的。
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觉得很美,就改变了人生。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而是参观徐悲鸿的展览,或者是苏联的展览的话,我不会改行,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技术,现代艺术是审美,审美与技术是不同的。
记者:你觉得当时这些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对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冠中:今天我就明白了,过去我们中学时代,美术、音乐、体育都没有人关心,中国的美术水平也很低。现在提倡“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这是很好的。美是提高人的精神、思想质量的。道理上大家很清楚,但是实际上一般民众中间对美的欣赏水平很低。比如说,有朋友是很有成就的医生,但是到他家里去,那里陈列的美术作品、工艺品非常庸俗。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对美完全没有理解。
这里面,徐悲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因此他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什么样都可以,现在的形势我看哪,又把现实主义拼命在抬,画那些革命的题材,这当然可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美术的功能像诗一样,当然可以画插图,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创造美,创造精神世界。但是现在政治上也好,社会各方面也好,没有重视这一点。
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现在中国在美的道路上要创新。今天报纸上说要“创新”,明天报纸上说要“保护传统”,读者闹不清楚。传统也有很好的东西,但是祖宗的东西是放在博物馆里的,如果要临摹、抄袭,我们就受害了,因为画家要创新的话,要推陈出新,要“推”!旧的不去的话,新的不会起来。文化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和谐是不行的,要创新必须要斗争。有人讲得很幼稚:“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的基础是不能创新的,在古人的笔墨上创新,那是很荒唐的。现在讲“和谐”,当然,政治安定需要和谐,人与人相处需要和谐,这是对的。但是,文艺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和谐是进步不了的。和谐是大家你好我好,进步、创新是个斗争,是个战争,你叫大家和谐就是让大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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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国立艺专的老师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在艺术上那些创新的看法,后来遭到什么样的斗争?
吴冠中:他们是很孤立的,还有蔡元培的支持,但是当时徐悲鸿他们的力量很大。解放以后讲一切为政治服务,这种情况下,林风眠、吴大羽他们生活都不行了,很惨很惨的。
记者:幸亏林风眠晚年去了香港,艺术上又有新境界。
吴冠中:他到香港很不容易,他躲在公寓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因为他害怕了,跟社会的接触很少。他走在街上,人家说:“你是林风眠先生吧?”他说:“你看错了。”
记者:现在回头来看,国立艺专培养了一批后来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其中有什么秘诀?
吴冠中:林风眠在教学上重中西结合,在宽松的气氛下才能培养这么多学生来。徐悲鸿那边是一个模子教过来,所以出来人才就有限了,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才都是杭州培养出来的?”这跟林风眠的思想还是有关系的,跟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关系的。但是国立艺专当时唯一的一颗种子出来,很快就夭折掉了。
现在有很多流氓美术家!
吴冠中以敢言著称,其观点“笔墨等于零”、“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等在文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声中,吴冠中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关注文化问题,面对本报记者,他提出了“取消画院,取消美协”的说法。
记者:改革开放之后,你在艺术上的许多提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吴冠中:当时引起争论,我还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讲得很平常呀,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我讲的都是普通规律,如果放到法国去讲,是当然的,没有什么可争论,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引起争论了。
记者:多少年来,大家都还在争论你讲的“笔墨等于零”的问题。
吴冠中:很可笑的。因为中国很多的传统都是靠笔墨,不能画什么东西。社会上的画家很多,跟什么老师学一学,没有绘画能力,说穿了,不是画家。因此他靠笔墨,你说不要笔墨了,就把他的生活打掉了,把他的饭碗打掉了。
记者:这些观念是不是你在心里已经想了很久?
吴冠中:对,我想了很久。但是我觉得我讲的是真理!
记者:另外一方面,你对石涛、八大的东西又作了深入的研究?
吴冠中:他们很懂!一本《石涛画语录》,大家都觉得是了不起的东西,但是没有几个人读懂了,我也很喜欢石涛的作品,我看那些老先生解释的,原来没有看懂。后来有一个机会,打官司的那几年,搞得我不能画画,我专门找一本《石涛画语录》,后来一看,恍然大悟,太清楚了。石涛的主要观点是“一画之法”,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后来我看到,很简单,石涛非常重视感受,就是现在讲感觉、灵感。他讲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感受要用不同的方法画出来,而且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因此每一次的方法不一样。他讲这就是“一画之法”,并不是具体的方法,“一画之法”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感受造出不同的方法来。这讲得非常清楚,和现在的观点是一样的,不过是语言、说法不一样,因此我们不懂这样的道理,不懂西方的艺术,就乱讲,把“一画之法”歪曲了。
记者:苍松翠柏在低处是不碰到一起的,要彼此长得很高,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西方艺术高的东西和中国古代高的东西是高处相逢的。
吴冠中:对,真是高处相逢!他们在艺术的感受,艺术的结构,艺术的构成,艺术的境界,艺术的味儿上,是完全相同的。我和李可染谈过这个问题,李可染在杭州的时候比我高几班,开始他也学过油画,油画是粘乎乎的,跟水墨很不相同,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啊?这就像一个大山,沙子在两边,互相不见,彼此很隔膜,但是你往山上爬,一点一点地爬,到山顶上了,喔,相见了,相遇了!他也是这个观点。
记者: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文艺复兴人”是将各个学科结合在一起的,而不局限于某一个专业。你既画画,又从小喜欢文学创作,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吴冠中: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绘画发展到重视形式,重视视觉冲击力,他们觉得绘画中文学性的东西不是什么绘画,所以他们反对绘画中的文学性:绘画就是视觉艺术。用他们的角度看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是片面的,因为人是整体的,科学、文学、艺术都是一体的。
现在钱学森、李政道这些科学家,都讲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因此我也想到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过去我也反对,觉得绘画不要文学,但是现在我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关键。我们中学时代都喜欢丰子恺,雅俗共赏,但是后来学了艺术,就觉得丰子恺画得很简单,不是美术,现在看了这些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东西,再看丰子恺,觉得很亲切。艺术和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区别,比方说,我的老师吴大羽是绘画大师,但是到了晚年,基本上都在写诗,诗写得很有意思,他跟赵无极讲:我还是不想画画了,我想写诗,诗比绘画更有深度。过去有人讲: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现在我觉得一切艺术更倾向于诗,音乐也还在诗的殿堂里面。我觉得现在绘画要思考的问题更多的是境界、思想,境界和思想是更重要的。技术只是基础,艺术要看境界的高低。所以现在艺术学院的学生文化水平偏低,这是致命的。
记者:当下艺术学院的教育问题,陈丹青也曾经抨击过。我们今天来回顾你在国立艺专和法国的求学经历,就是想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吴冠中:对,目前的艺术教育不行。艺术教育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教育,艺术讲灵性,只有少数的人适合学艺术,现在是大量地招生,招来的那么多人都不是适合学艺术的。但是出来以后,他们都要吃饭,我们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艺术学生不可多招,宁可少招。当年高教部长蒋南翔在人大会议上对高校的教师作一个报告,我在场听了,他说:我们国家有条件可以承诺培养50个顶尖的科学家,但是不敢承诺能培养出1个杰出的艺术家。我当时就鼓掌。现在艺术家完全是泛滥了,有些根本不是画画的,专门骗人的!所以鲁迅说,宁可找些小事情做做,千万不可以当空头的美术家、文学家。现在不是空头美术家,是流氓美术家!这个社会有很多流氓美术家。
记者:这跟当前艺术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吴冠中:对,这个市场太狂热了。也许有一些很优秀的美术家,但是他要适应这个市场,给这个市场吃掉了。有的画家画得不错,但是他被市场绑住了。
记者:听说,天津大冯曾经对范大画家说:你的画怎么都是那样,不能变一变吗?范大画家说:我变了,那些画商不认得啊!
吴冠中:这种现象在西方也有,西方一些画廊把画家捧出来了,不要他变,一变就卖不掉了。(笑)这就牺牲了很多画家。画主要是情,必须是真情。太关心画价,一出来都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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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相信有很多人探讨过你的画价的问题。
吴冠中: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画价。现在市场的心电图不准确,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是不算数的。我很清楚,可能将来远远不止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跌下来的。这是自然的,用不着去关心。我从来不管的,由他去了。
记者:梵高生前的画根本就卖不出去。
吴冠中:但是他有自信,他说:“将来我的画要卖500法郎。”(大笑)
记者:你很推崇鲁迅,讲过“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
吴冠中:对,当然两个不可比。虽然不可比,但是感情上我非讲这个话不可。因为鲁迅对这个社会精神世界的贡献,对人格、人品各方面的影响是了不起的。齐白石当然是一个好画家,我们也很尊重他,多一个齐白石也是很不错的,少一个齐白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少一个鲁迅,精神世界就不一样。比方说,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他怎么样表达叛徒的心态呢?他到聋哑人那里去观察,看聋哑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讲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姿态。我想,如果达•芬奇用文字来写,要比他的壁画更动人。但是有些好的美术是不能比,比如梵高的作品,如果用文字来描写,很难,表达不出来。当然,文学大有好坏,绘画也大有好坏,文学达到高度的文学,绘画达到高度的绘画,这两种东西来比的话,文学的深度更容易动人。
记者:最近你有没有想过写一些表现自己思想的文章?
吴冠中:写文章要写得尖锐,就会引起争论,但是不尖锐就没有意思。比如,我想写一篇文章谈“取消画院,取消美协”。要断奶!美协是一个学术团体,画院也是这样,国家不给钱,画得好,才给钱奖励。不需要那么多画院,不需要那么多美协,现在美协变成衙门了。我很早就提出来:“以奖代养”。出好作品了,就奖励作品,不奖励这个人,不把他养起来,要让生活来养他,让社会来养他,让苦难来养他。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不可能做到,因为制度上不允许。曾经有一位老先生讲:“我们养了一批鸡,不下蛋。”(笑)艺术人才是很难培养的,是特殊的教育。
记者:现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这样的世界艺术中心,没有像画院、美协这样的机构吧?
吴冠中:没有!哪有国家来养这批人呢?养这批闲人呢?养一批无用之人呢?养一批蛀虫呢?养到最后,社会是养不起的。真正的艺术家是养不出来的。作协也是这个问题。现在这种堡垒要打破是很难的。所以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取消,科学研究上不去。因为一些人盲目搞院士,一个院士要花两百万,一些科学家忙着搞政治去了,搞政治比他们搞科学更挣钱了。
记者:你这次去参加政协会议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吴冠中: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届参加政协会议了,到了我88岁这个年龄的政协委员恐怕没有了。我没有提案了,因为能够提的问题没有什么用。开始那几年,很激进,年轻气盛,提了很多问题,后来全都落空了,没用,我就基本上不提了。画院、美协这种制度在全世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极为恶劣,美协很富,捞钱,当了美协的官,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买他的画。美协是个衙门,文联也是这样。谁都来管文艺,结果文艺上不去!法国、美国的文艺靠市场,靠欣赏者,靠作品本身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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