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杂物，突然发现一小纸箱(大小相当于现在的蒙牛牛奶箱)，箱中所集均为我1991年出国之前收藏的摄影展览请柬与入场券。我有字纸癖，加上有那么点历史意识，所以寄到手中的请柬在用过或不用过之后，还是会随时、随手保存。日积月累，结果也没有想到会有小小规模。

　　这个习惯，在积累了这么多摄影史物证后，也激发起摄影史怎么写的想象。摄影史的写法是不是可以有多种切入方法?比如，从摄影展览写。其实，国外早有人写过从展览的角度看先锋艺术发展的书。也有专门围绕一个展览(如《人类一家》)写的专著。如果要从这样的角度来写摄影史的话，根据之一是请柬。请柬既邀请当时人们进入展厅参观展览，也是邀请人们进入历史研究的证明，因此当然也是史料。比如，2009年3月北京召开四月影会的研讨会，会上众人居然为第一届何时召开有了多种说法。查看他们的请柬，发现问题在于那请柬上没有日期!当然，如果真要写摄影展览史，还应该包括展览场景照片，录相以及当事人回忆、当时报道等各种史料。

　　在这里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只是根据手边存有的资料所写文章，遗漏甚至是“重大”遗漏在所难免。

　　个展是摄影家检验、展示创作成果的主要方式之一。在1980年代，摄影个展已经相当之多。比如，当时比较活跃的王雪梅、王国年、马元浩、孙建中、欧阳鹤、丁和、陈东、夏永烈、郭博、冯学敏、陈俊瑜等都通过请柬留下一份证据。在人像摄影师中，有朱天民(1986年12月17日在上海美术馆开幕)与谢荣生(1989年6月9日到6月16日，上海美术馆)两位办了个展。谢荣生还请柬上打出了“职业摄影家”的牌子，这个提法，在当时也属创举。

　　当时，摄影家去西部“采风”(对此词我一直不认同，存在严重的汉族中心主义倾向)，搞“西北风摄影”已经蔚然成风，马元浩、丁和两位的展览分别冠以《中国西部风情》(1987年8月29日在吴淞区文化馆开幕)与《藏风》(1990年7月15日到7月18日，上海美术馆)之名。有趣的是，这两位摄影家的展览分别由国画家程十发和朱屺瞻题名。这也算是美术与摄影的某种有趣联系吧。

　　从题村看看，比较特别的有《张词祖动物摄影艺术展览》(1989年2月2日到2月12日，静安区文化馆)，动物摄影而且是摄影艺术，从标题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可惜我没有看过这个展览。

　　在我收藏的展览请柬中，《晓睿摄影艺术展》(1988年6月29日到7月3日，上海图书馆，现在为上海美术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严谨探索摄影形式语言的展览。他的这种摄影取向在当时的上海也属鲜见。现在说到1980年代的上海摄影，几乎不见对他的言说，似是一个疏漏。当然，他本人当时就已经非常低调，连自己的个展都隐了自己的姓“李”，其低调可想而之。

　　现在仍然活跃的周明于1990年办了个展，名为《90’上海纪实目光——周明摄影展览》(1990年12月22日到12月27日，静安区文化馆)，在当时上海摄影界明确打出“纪实”的追求可能也算首次，而展期只有短短三天也属罕见。

　　此外，身在海外的朗静山也在1980年代终于有个展在大陆出现。这个展览是由画家谢稚柳题名“朗氏摄影艺术作品展览”( 1986年11月13日到11月21日，上海美术馆)。朗谢二位是多年的书画之交，这次以这种方式一起出现在请柬上，也算珠联璧合。
　　双人展是一种较特别的展览方式，可以通过两个人的类似或大不相同的作品在展览空间里的并置，激发人们对于他们的工作的思考。在双人展中，当时相当红火的香港女摄影家李乐诗与上海的陈克家举办了《你我看香港》(1989年11月4日到11月7日，上海美术馆)的展览。另外，红色摄影家徐肖冰、侯波夫妇在上海联袂举办过两次展览。第一次是1987年，在大世界娱乐中心二楼展览厅，时间为1987年?月?日到?月?日。另外一次是1990年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可惜的是，第二次展览的请柬上，把侯波的姓误成“时候”的“候”。此展是由出版家宋日昌题写展览名字：“伟大的历史记录”。

　　群展可能永远是摄影展览的主流。当时还没有策展的概念，因此，从现在保留的请柬看，群展多是一个以团体(包括群体)、题材类别为主的展览方式。比如《工业摄影家十人》就是以上海这个工业大城市中专事拍摄工业生产的摄影家的作品为展览内容的。

　　说了群展，再说“群体”。所谓群体，我的个人认识是，没有组织背景却有相同摄影志趣的自发性团体。其性质与气质上类似于以前文学界的“同人杂志”概念。以我个人有限经验，1980年代，上海的摄影“群体”就是两个。一是1986年的“北河盟摄影沙龙”，二是1988年的“天马摄影艺术沙龙”。“北河盟摄影沙龙”的第一次展览是1986年9月1日，地点是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参加者有郑凤芳、黄懿、金弘建、张继文、尤泽宏、张少平、毛一青、计文于、王耀东、顾铮等十人。这个咖啡厅设在电影院地下，从空间来说，也是一种非主流的选择。而请柬也是非常简陋。而天马摄影艺术沙龙的展览，名为《88’展》，于1988年10月26日在上海美术家画廊(今已不存)开幕。手边有的这张请柬，在当时属于制作精良，既有十位成员(管一明、雍和、杨元昌、靳晓芒、沈浩鹏、叶导、陆梦、秦臻、龚建华、王剑华(已去世))的签名，也印有他们英气逼人的群像。

　　而《首届上海文化摄影公开赛》(1987年10月10日开幕，上海美术馆)由于标举了文化两字，因而有别于当时的摄影艺术这种提法。本人也参加了这个展览，可惜这个“公开赛”就一届而终。

　　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摄影大专班首届毕业影展》(1988年9月14日到1988年9月18日,上海图书馆)和《长宁业余大学摄影专业首届毕业生影展》(1990年6月17日到1990年6月20日,上海美术馆)这两张请柬则提醒我们，当时摄影教育已经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的制度。

　　在当时(现在仍然是)的上海，没有专业的摄影博物馆、摄影画廊以及充分的公民展示空间。当时的摄影家或摄影界要办摄影展览，从现在的请柬看，动不动就是上海美术馆，似乎摄影已经相当受重视，可以进入上海最高艺术展示空间。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后人如果不明就里，以当时摄影展览如此频繁出现在市美术馆就错觉摄影已经有相当高的地位，那就错了。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包括美术展在内的展览数量本身也不多，而且展览空间非常之少，因此上海美术馆也就动辄成为摄影家的主要的展览场所。

　　当时虽然已经揭橥改革开放大旗，但国外来华的摄影展览还是相当可怜，摄影方面的对外交流也还是比较稀少。以手头的请柬看，属于这边主动实行对外交流的展览有：《上海一日·香港风情》(1990年8月19日到8月21日，上海美术馆)。而外国摄影家的展览，我手边的请柬只有《英国摄影家贝利(Ian Berry)作品展》(1986年10月18日到10月25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陈列室)与《世界新闻摄影展览》(1988年3月13日到3月19日，上海美术馆)等。

　　当然，了解国外摄影实践的热情从来没有如此高涨。包括像人体摄影这样的禁忌领域，也出现了努力冲破阻碍的努力。比如，林路策划的《国外人体摄影艺术观摩展》(1988年10月14日到10月25日，地点：陕西南路122号长乐路口)在当时有较大影响。请柬上还附印有“中小学儿童谢绝”的字样。在这个展览之前，根据手头有的请柬，有过《第二届国外人体艺术资料展览》(1988年6月19日到6月26日，上海图书馆2号楼展览厅)，这个展览是“文化·艺术·生活”系列之一。但并不是以人体摄影为主要号召的。

　　由于受制于当时物质文化水平，当时绝大多数请柬谈不上具有平面设计意识，往往就是一堆文字信息，信息重要程度只以字体大小为区别，展览名称有时会以请人题字的形式出现。而请柬上一般也没有作品，背面偶然会印上广告，如双钱牌轮胎就出现在“朗氏摄影艺术作品展览” 请柬的背面。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加以简略介绍，希望有更多的人提供像摄影展览请柬这样的特别史料，以利于摄影史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