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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徐悲鸿是“美盲”
吴冠中：徐悲鸿是“美盲”
李怀宇（广州）
徐悲鸿是个“美盲”
1935年夏天，吴冠中为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学生，在暑期军训中与杭州艺专学生朱德群相识，决心学画，投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期间，吴冠中的教师有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学友则有朱德群、赵无极等。
记者：在广州，我采访过谭雪生、徐坚白夫妇，谈了许多当年杭州艺专的事。国立艺专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像你、苏天赐、朱德群、赵无极……
吴冠中：苏天赐刚过去了。
记者：我曾经一直想采访苏天赐先生，去年有一天给他家里打电话，说是苏先生在医院里做化疗，希望等他身体好些，到家里坐坐。后来朋友告诉我，当天下午苏先生就去世了。
吴冠中：哎呀，可惜！
记者：你是16岁时在暑期军训时认识了朱德群，到了国立艺专参观之后，才决心学画的？
吴冠中：对，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朱德群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我在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当时规定，高中一年级读完了，要搞军训，全浙江的学生就在杭州集合混编，我和朱德群编在一班里。我们俩排在一起，因此整天接触，什么事情都交流，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彼此很了解，友谊很深。有一个星期天，他就说：“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学校。”一参观以后，我大吃一惊。我在中学里，除了主要功课以外，受鲁迅的影响，爱好文学，对美术兴趣一般。但是到他们那儿一看，那些老师、同学的作品陈列出来，油画、水墨、素描，哎呀，觉得美极了。因为我在杭州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美的东西，好像孩子诞生以后，一睁开眼睛，这个世界是那么美丽！一见钟情，很快就入迷了，后来念念不忘。朱德群看我这样，就说：“你以后要学美术。”这在当时是不敢想像的，因为我家里在农村，比较贫穷，艺术学校收费比较贵，是贵族学校。我认为不可能，但还是爱，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爱。后来还是改了，不顾一切，一定要学美术。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已经读了一年，我丢掉不要，重新考国立艺专，从预科读起。这样我就和朱德群在一起了，原来我们是同级，因为我要重新读起，就比他低了一班。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
后来学校搬了，我们逃难，关系一直很好，到他毕业了，学习成绩不错，在学校留下来当助教。我毕业以后就留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助教，那个学校和国立艺专很近，我们来往很多。那时候我学法文，他也学法文，关系一直不断，后来我考到公费留学，到法国去了。他后来到台湾去了，再到巴黎去，这样就没有联系了。一直到几十年以后，1981年，我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非洲，途经巴黎，我就见到朱德群了，在他家里住了几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们过去学习的老师都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同样的老师，学的东西一样，观点一样，看的画册一样。我们当年观点、趣味一样，过了几十年后，到了巴黎，他带我去看那些新的东西，我们的观点还是很接近。
记者：现在回想当年你在国立艺专，在美术上有什么学习心得？
吴冠中：中国的美术中，一种是沿袭传统，老一套的东西，这是没有前途的，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花开花落，陈陈相因，一定会淘汰。所以“五四”以后，林风眠、刘海粟用西方艺术来改变，另一方面，保守势力，画老的东西还在。林风眠的观点是把西方的东西开放，而且中西结合，林风眠是搞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刘海粟也比较开放，愿意接触西方的东西。
但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现代绘画的，他学的是老的，他学老的也不要紧，艺术其实不分新旧，只有好坏。他的观点要写实的，不写实的东西他就看不惯，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他反对可以，但是他回来以后，在政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跟国民党的要人有很多关系，他的力量比较大，因此推广他的现实主义，压制现代绘画。
我在中学时代看报纸，报上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刘海粟骂徐悲鸿，中间徐志摩也参加，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要开放一些。这种情况之下，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比较开放，影响好像很大，培养了很多学生。刘海粟的艺术很新，但是功力不行。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是国立学校，有经费，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可以请最好的教员，比如请吴大羽、潘天寿，高价请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教员，所以杭州艺专很傲，瞧不起其它的东西，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格调很低。所以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与徐悲鸿之间，可以说一切观念是完全敌对的。
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觉得很美，就改变了人生。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而是参观徐悲鸿的展览，或者是苏联的展览的话，我不会改行，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技术，现代艺术是审美，审美与技术是不同的。
记者：你觉得当时这些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对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冠中：今天我就明白了，过去我们中学时代，美术、音乐、体育都没有人关心，中国的美术水平也很低。现在提倡“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这是很好的。美是提高人的精神、思想质量的。道理上大家很清楚，但是实际上一般民众中间对美的欣赏水平很低。比如说，有朋友是很有成就的医生，但是到他家里去，那里陈列的美术作品、工艺品非常庸俗。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对美完全没有理解。
这里面，徐悲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因此他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什么样都可以，现在的形势我看哪，又把现实主义拼命在抬，画那些革命的题材，这当然可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美术的功能像诗一样，当然可以画插图，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创造美，创造精神世界。但是现在政治上也好，社会各方面也好，没有重视这一点。
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现在中国在美的道路上要创新。今天报纸上说要“创新”，明天报纸上说要“保护传统”，读者闹不清楚。传统也有很好的东西，但是祖宗的东西是放在博物馆里的，如果要临摹、抄袭，我们就受害了，因为画家要创新的话，要推陈出新，要“推”！旧的不去的话，新的不会起来。文化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和谐是不行的，要创新必须要斗争。有人讲得很幼稚：“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的基础是不能创新的，在古人的笔墨上创新，那是很荒唐的。现在讲“和谐”，当然，政治安定需要和谐，人与人相处需要和谐，这是对的。但是，文艺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和谐是进步不了的。和谐是大家你好我好，进步、创新是个斗争，是个战争，你叫大家和谐就是让大家休息。
记者：国立艺专的老师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在艺术上那些创新的看法，后来遭到什么样的斗争？
吴冠中：他们是很孤立的，还有蔡元培的支持，但是当时徐悲鸿他们的力量很大。解放以后讲一切为政治服务，这种情况下，林风眠、吴大羽他们生活都不行了，很惨很惨的。
记者：幸亏林风眠晚年去了香港，艺术上又有新境界。
吴冠中：他到香港很不容易，他躲在公寓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因为他害怕了，跟社会的接触很少。他走在街上，人家说：“你是林风眠先生吧？”他说：“你看错了。”
记者：现在回头来看，国立艺专培养了一批后来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其中有什么秘诀？
吴冠中：林风眠在教学上重中西结合，在宽松的气氛下才能培养这么多学生来。徐悲鸿那边是一个模子教过来，所以出来人才就有限了，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才都是杭州培养出来的？”这跟林风眠的思想还是有关系的，跟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关系的。但是国立艺专当时唯一的一颗种子出来，很快就夭折掉了。
现在有很多流氓美术家！
吴冠中以敢言著称，其观点“笔墨等于零”、“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等在文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声中，吴冠中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关注文化问题，面对本报记者，他提出了“取消画院，取消美协”的说法。
记者：改革开放之后，你在艺术上的许多提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吴冠中：当时引起争论，我还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讲得很平常呀，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我讲的都是普通规律，如果放到法国去讲，是当然的，没有什么可争论，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引起争论了。
记者：多少年来，大家都还在争论你讲的“笔墨等于零”的问题。
吴冠中：很可笑的。因为中国很多的传统都是靠笔墨，不能画什么东西。社会上的画家很多，跟什么老师学一学，没有绘画能力，说穿了，不是画家。因此他靠笔墨，你说不要笔墨了，就把他的生活打掉了，把他的饭碗打掉了。
记者：这些观念是不是你在心里已经想了很久？
吴冠中：对，我想了很久。但是我觉得我讲的是真理！
记者：另外一方面，你对石涛、八大的东西又作了深入的研究？
吴冠中：他们很懂！一本《石涛画语录》，大家都觉得是了不起的东西，但是没有几个人读懂了，我也很喜欢石涛的作品，我看那些老先生解释的，原来没有看懂。后来有一个机会，打官司的那几年，搞得我不能画画，我专门找一本《石涛画语录》，后来一看，恍然大悟，太清楚了。石涛的主要观点是“一画之法”，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后来我看到，很简单，石涛非常重视感受，就是现在讲感觉、灵感。他讲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感受要用不同的方法画出来，而且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因此每一次的方法不一样。他讲这就是“一画之法”，并不是具体的方法，“一画之法”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感受造出不同的方法来。这讲得非常清楚，和现在的观点是一样的，不过是语言、说法不一样，因此我们不懂这样的道理，不懂西方的艺术，就乱讲，把“一画之法”歪曲了。
记者：苍松翠柏在低处是不碰到一起的，要彼此长得很高，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西方艺术高的东西和中国古代高的东西是高处相逢的。
吴冠中：对，真是高处相逢！他们在艺术的感受，艺术的结构，艺术的构成，艺术的境界，艺术的味儿上，是完全相同的。我和李可染谈过这个问题，李可染在杭州的时候比我高几班，开始他也学过油画，油画是粘乎乎的，跟水墨很不相同，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啊？这就像一个大山，沙子在两边，互相不见，彼此很隔膜，但是你往山上爬，一点一点地爬，到山顶上了，喔，相见了，相遇了！他也是这个观点。
记者：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文艺复兴人”是将各个学科结合在一起的，而不局限于某一个专业。你既画画，又从小喜欢文学创作，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吴冠中：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绘画发展到重视形式，重视视觉冲击力，他们觉得绘画中文学性的东西不是什么绘画，所以他们反对绘画中的文学性：绘画就是视觉艺术。用他们的角度看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是片面的，因为人是整体的，科学、文学、艺术都是一体的。
现在钱学森、李政道这些科学家，都讲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因此我也想到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过去我也反对，觉得绘画不要文学，但是现在我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关键。我们中学时代都喜欢丰子恺，雅俗共赏，但是后来学了艺术，就觉得丰子恺画得很简单，不是美术，现在看了这些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东西，再看丰子恺，觉得很亲切。艺术和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区别，比方说，我的老师吴大羽是绘画大师，但是到了晚年，基本上都在写诗，诗写得很有意思，他跟赵无极讲：我还是不想画画了，我想写诗，诗比绘画更有深度。过去有人讲：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现在我觉得一切艺术更倾向于诗，音乐也还在诗的殿堂里面。我觉得现在绘画要思考的问题更多的是境界、思想，境界和思想是更重要的。技术只是基础，艺术要看境界的高低。所以现在艺术学院的学生文化水平偏低，这是致命的。
记者：当下艺术学院的教育问题，陈丹青也曾经抨击过。我们今天来回顾你在国立艺专和法国的求学经历，就是想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吴冠中：对，目前的艺术教育不行。艺术教育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教育，艺术讲灵性，只有少数的人适合学艺术，现在是大量地招生，招来的那么多人都不是适合学艺术的。但是出来以后，他们都要吃饭，我们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艺术学生不可多招，宁可少招。当年高教部长蒋南翔在人大会议上对高校的教师作一个报告，我在场听了，他说：我们国家有条件可以承诺培养50个顶尖的科学家，但是不敢承诺能培养出1个杰出的艺术家。我当时就鼓掌。现在艺术家完全是泛滥了，有些根本不是画画的，专门骗人的！所以鲁迅说，宁可找些小事情做做，千万不可以当空头的美术家、文学家。现在不是空头美术家，是流氓美术家！这个社会有很多流氓美术家。
记者：这跟当前艺术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吴冠中：对，这个市场太狂热了。也许有一些很优秀的美术家，但是他要适应这个市场，给这个市场吃掉了。有的画家画得不错，但是他被市场绑住了。
记者：听说，天津大冯曾经对范大画家说：你的画怎么都是那样，不能变一变吗？范大画家说：我变了，那些画商不认得啊！
吴冠中：这种现象在西方也有，西方一些画廊把画家捧出来了，不要他变，一变就卖不掉了。(笑)这就牺牲了很多画家。画主要是情，必须是真情。太关心画价，一出来都是复制。
记者：相信有很多人探讨过你的画价的问题。
吴冠中：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画价。现在市场的心电图不准确，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是不算数的。我很清楚，可能将来远远不止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跌下来的。这是自然的，用不着去关心。我从来不管的，由他去了。
记者：梵高生前的画根本就卖不出去。
吴冠中：但是他有自信，他说：“将来我的画要卖500法郎。”(大笑)
记者：你很推崇鲁迅，讲过“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
吴冠中：对，当然两个不可比。虽然不可比，但是感情上我非讲这个话不可。因为鲁迅对这个社会精神世界的贡献，对人格、人品各方面的影响是了不起的。齐白石当然是一个好画家，我们也很尊重他，多一个齐白石也是很不错的，少一个齐白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少一个鲁迅，精神世界就不一样。比方说，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他怎么样表达叛徒的心态呢？他到聋哑人那里去观察，看聋哑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讲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姿态。我想，如果达•芬奇用文字来写，要比他的壁画更动人。但是有些好的美术是不能比，比如梵高的作品，如果用文字来描写，很难，表达不出来。当然，文学大有好坏，绘画也大有好坏，文学达到高度的文学，绘画达到高度的绘画，这两种东西来比的话，文学的深度更容易动人。
记者：最近你有没有想过写一些表现自己思想的文章？
吴冠中：写文章要写得尖锐，就会引起争论，但是不尖锐就没有意思。比如，我想写一篇文章谈“取消画院，取消美协”。要断奶！美协是一个学术团体，画院也是这样，国家不给钱，画得好，才给钱奖励。不需要那么多画院，不需要那么多美协，现在美协变成衙门了。我很早就提出来：“以奖代养”。出好作品了，就奖励作品，不奖励这个人，不把他养起来，要让生活来养他，让社会来养他，让苦难来养他。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不可能做到，因为制度上不允许。曾经有一位老先生讲：“我们养了一批鸡，不下蛋。”(笑)艺术人才是很难培养的，是特殊的教育。
记者：现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这样的世界艺术中心，没有像画院、美协这样的机构吧？
吴冠中：没有！哪有国家来养这批人呢？养这批闲人呢？养一批无用之人呢？养一批蛀虫呢？养到最后，社会是养不起的。真正的艺术家是养不出来的。作协也是这个问题。现在这种堡垒要打破是很难的。所以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取消，科学研究上不去。因为一些人盲目搞院士，一个院士要花两百万，一些科学家忙着搞政治去了，搞政治比他们搞科学更挣钱了。
记者：你这次去参加政协会议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吴冠中：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届参加政协会议了，到了我88岁这个年龄的政协委员恐怕没有了。我没有提案了，因为能够提的问题没有什么用。开始那几年，很激进，年轻气盛，提了很多问题，后来全都落空了，没用，我就基本上不提了。画院、美协这种制度在全世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极为恶劣，美协很富，捞钱，当了美协的官，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买他的画。美协是个衙门，文联也是这样。谁都来管文艺，结果文艺上不去！法国、美国的文艺靠市场，靠欣赏者，靠作品本身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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