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造历史”展论坛上的发言
杨卫：这个论坛我提交了文章，在这里我就不谈我的文章了，还是就“改造历史”这个展览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吧。昨天在颁奖晚会上我看了那个宣传片特别有感触。感触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说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刚好是一个截点，实际上也不是今天，应该说是从星星美展到去年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算起来恰好是30年。如果我们再往上追溯一下，从49年到79年恰巧也是30年，两个30年叠加起来刚好就是新中国的60年。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两个30年走了截然相反的不同道路，而这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从正反两个角度构成了新中国这60年的文化历史。今天的这个展览主要是呈现了后30年的一些成果，按照策展人吕澎的说法这是一个改造历史的过程，其目标就是争取合法性。这也恰恰是我感到焦虑的地方。如果说从星星美展开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就是要颠覆过去的合法性，重新把现代性引入进来，重建一种现代文化，那么我们今天所争取的合法性是不是有一种悖论呢？事实上，近30年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充当了禁锢社会的一种破坏力量，到八五时期就是这种破坏的一个高潮，只不过因为89年的特殊原因出现了一个断裂。到90年代以后，大家干脆不管了，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也就是所谓国际化。实际上当时的国际化是一种不得已的状态，并不是同于今天的全球化，它是被逼出去的，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20世纪的语境却不同了，这个时候是整个中国社会包括政治、经济都开始走向了全球化。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何为？难道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社会变化的工具吗？这是我对今天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地方。从星星美展到今天，我们这30年的追求难道就是为了从过去的边缘、地下，或者说从过去政府的不屑一顾到今天的刮目相看吗？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反倒会觉得过去的抗争与颠覆更有魅力。
我最近在做一些追溯性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星星美展之前不光是北京，其实全国各地都存在一种地下文化现象。我小时候学画的老师就是50年代的大学生，后来被打成右派，一辈子处在边缘的状态，但他一辈子都在坚持画一种不同于当时主流形态的作品，不是苏派风格，也不是现代艺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跟整个主流社会不同。我后来问过很多“八五”的老革命，这些人的启蒙大都跟我一样，是受了当年一些老右派的启迪。也就是说在新中国的前30年，虽然意识形态非常禁锢，但仍然有一个地下社会的存在。这个地下社会还保留着某些49年以前的传统，尽管49年以后他们被边缘化了，有的人从大城市遣回了原籍，有的人被发配到了一些小城市工作，但也恰恰是这种边缘化使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启蒙了后来的整整一代人。这些例子很多，我追溯过，比如兰州有高尔泰，贵州有黄翔，青岛也有这样的人，上海就不用说了……总之，后来那些地方之所现代艺术能够繁荣起来，与这些人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通过这种追溯，我们能够看到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还有那么多人在坚持，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坚持什么，而且这种坚持根本就看不到结果，不像现在。现在的艺术家坚持一种东西是能够假设到结果的，比如说你坚持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是可以想象出未来获得成功的，至少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但对于我们的上几代艺术家而言，他们是没有可能性的，他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即便是这样，他们还在坚持，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坚持。所以，我们在梳理近30年历史的时候，不应该把前面的那段历史抹杀了，而应该把49年以来看成一个整体，只不过是后30年颠覆了前30年，而这种颠覆的精神资源其实正是从前30年来的，是从前30年潜伏的地下获得了火山爆发般的能量。
我个人更感兴趣的就是这种精神历史的延续。如果离开了这样一种精神历史，仅仅只是从生效意义上来谈当代艺术，那么当代艺术就会成为社会学的附庸，附庸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丧失内在的精神张力。所以，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如果说过去中国的3000年传统，形成了一种价值形态，而这种价值形态又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那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又在价值上呈现了些什么？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当然，我不否认追求合法性的意义，但我更关心取得合法性以后中国当代艺术所呈现的东西。这里涉及到一种价值判断。刚才何桂彦说到过去的艺术家对政治比较敏感，这是环境造成的，因为过去的艺术家就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社会，对政治不敏感实际上就是对生存不敏感。今天的艺术家没有那样的语境了，所以也少了许多政治性的诉求。这是时代变化造成的，并没有价值的优劣。我记得很早以前大概是99年前后皮力写过一篇文章，说老栗的批评方式是一种文化大革命的表达方式，已经不合适今天的当代艺术了。但老栗的反驳很有意思，他只用了一句话：我就是文化大革命思维又怎么了？难道有错吗？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当代艺术必须要提供出一个价值立场，立场没有新旧，甚至没有好坏，只有深不深刻之分。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正是走向合法化的过程呈现出来的。我个人对现在的合法化是有疑问的。我暂时就说这么一些。
朱朱：谢谢杨卫，我也非常赞同。我也有一些感想，好像中国当代艺术是用30年的时间想翻越一座墙，实际上星星画展那个时候的展览作品是在外墙上面展示的，我们用30年的时间要翻过这个墙。这一墙之隔是30年的时间。你刚才还提到了当代艺术研究院的事情，我多少也是同意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艺术园区的拆迁。我想请教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合法化？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是真正地合法化？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杨卫：我认为的合法化，是政府首先应该接受当代艺术的自由创作精神，而不是简单对作品价格的一种承认。也就是说这种合法性，恰恰是应该承认当代艺术的不合法状态，能够接受艺术家的反叛与颠覆，只要不违反法律，艺术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这个意义上的合法化。从这个角度，我目前还看不到任何合法化的征兆，我们的政府只是从市场角度承认了当代艺术，但并没有肯定它的文化价值。你刚才提到艺术园区的拆迁也是这个问题，政府想拆你就拆你，你没有任何争取的余地。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制度，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国有制国家，个人应该高度服从国家。在这样一种服从关系中，个人是空洞的，没有任何话语权。这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对这个问题当代艺术应该争锋相对，也只有这样当代艺术才有价值，才能真正促进社会风气的开化。而所谓合法性的争取，也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展开，是争取独立、自由的合法空间。如果有一天官方意识形态可以承认“独立自由”这四个字了，那么当代艺术才能真正谈到合法化，而如果仅仅只是承认它的市场，那只会将问题掩饰起来，屏蔽真正的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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