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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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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的前世今生
宋庄的前世今生 十年前，我就想以此标题写篇文章，但因为那一年即1999年我迁出了宋庄，原初的写作冲动也就随着身体的迁徙偃旗息鼓了。那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种冲动要来叙述宋庄的变迁呢？因为我从1996年进驻宋庄，目睹了宋庄的“山乡巨变”（周立波语），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旧游无处不堪寻”（宋·章良能《小重山》），让我有一种仿如隔世之感。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995年，我与徐一晖等朋友受栗宪庭之邀，到他刚刚修善好的农家小院欢度除夕的情况。我们从海淀倒了三趟公交车，然后在公主坟换上去天津的中巴，一路颠簸花了快一天的时间才到宋庄。那时候的宋庄不仅没有直通北京的公交车，甚至连柏油路都没有，完全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北方农村。可是到我1999年离开宋庄时，宋庄已经大不一样，不仅马路拓宽铺上了柏油，而且还通了930公交车，有了多家路边的小饭馆……正是有感于此，我才想以此标题为宋庄写篇文章，但因为自己的搬离而搁置了起来。可尽管我的笔没动，宋庄却快马扬鞭地飞奔着，至2005年我再次参与宋庄事务时，已经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慨，诗人杨炼曾跟我说过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已经超出了过去中国三千年的变化，这话对应于宋庄可谓再合适不过。的确，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之快，之彻底，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那么，是什么力量催促了这样的变化，让我们不断地告别自己的过去呢？那就是资本经济。
马克思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成因时，追溯了基督教的新教理论，认为新教强调现世的责任与义务，以此区别于传统基督教对天国的信奉，才是诱发资本主义的导火索。这是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反思，具有西方内部的文化自省。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传统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以儒家为主导规范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只注重家庭伦理，重农轻商。所以，才有了费孝通概括的“乡村社会”，有了伟大的田园诗和山水画传统。事实上，至十九世纪中叶门户开放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是以不变为常态。但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这场田园之梦，催促中国开始了剧烈的转型。变化作为常态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受了西方现代化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干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其实就是在这双重干预中不断谋求发展，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目标，整个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宋庄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创意园，只不过是这场大变革的一个缩影。
如果谈论宋庄艺术家群落，我们必须追溯圆明园画家村，而如果追溯圆明园画家村，就必须联系起“85新潮”乃至更早的“星星画会”。这里面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贯穿在历史的进程，而这个进程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与发展经济的政策制定，出自于1978年岁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民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自由结社，“星星画会”就是其中之一。考察“星星画会”的成员，我们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业余画家，甚至许多人还是“待业青年”。他们试图挣脱体制的束缚，以自由结社的展览方式谋求生存的空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正因为如此，美术史家一般都会把“星星画会”看成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滥觞。但尽管“星星画会”在美术史上彰显了某种前卫姿态，可事实上它与整个社会的要求是一种同步关系，也就是说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大趋势保持一致，只不过艺术家们将其导向了更深的意识形态领域，再加上市场化还只局限在政策的摸索初期，根本没有形成。所以，“星星画会”的大部分成员在不久后都纷纷游走到了异国他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催促了“85新潮”的出现。
回溯“85新潮”，我们能够看到其思想上的启蒙姿态，带有很强的西方文化色彩。这是经历了“星星画会”的自由诉求后，向更深理论层次寻找依据的一种尝试。可以说，这种尝试收获的具体结果就是圆明园画家村。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圆明园画家村的历史意义，而是圆明园艺术家的自由追求，的确得益于“85新潮”的思想启迪，只不过是将原本书斋里的文化设计挪到现实生活中，是以身体来进行自由职业的实践。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背景材料，那就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淌过了理论的辩证阶段，出现了初期萌芽。这无疑给大批外省艺术青年流浪北京，聚集在圆明园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艺术家终于可以不靠体制，而在市场中谋取生路了。所以，圆明园画家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得以产生，并迅速壮大。然而，也是因为日益鹊起的声誉，导致了圆明园画家村的被迫解散。这是历史的悲剧，似乎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不过，败的不是圆明园艺术家，而是旧有的保守体制。这从2009年北京海淀区文化创意博览会上，政府邀请画家艺术家重新回去举办回顾展可以得出结论。当然，这都已经是后话。回到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在旧的社会形态中，却是一个体制的眼中钉，不断受到保守势力的干扰。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在圆明园已经初获成功，想安于创作的艺术家，如方力钧、岳敏君等便开始酝酿起逃离这个事非之地。据说，他们曾经考查过北京周边的不少地方，最后选择宋庄是得益于一个人，那就是同住圆明园的画家张惠平。因为张惠平的一个学生是宋庄人，且在宋庄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所以，经张惠平引路，方力钧、刘炜和岳敏君等便邀着批评家栗宪庭于1994年首先到了宋庄。这就是宋庄艺术家群落的历史序幕。
我曾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过，宋庄艺术家群落的产生，起源于一次文化撤退，属于被逼无奈。但历史就是这样，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个又一个的风回路转。宋庄艺术家群落得以幸存且能够壮大成今天的规模，完全是得益于当地政府的保护，而这个保护伞的背后则是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原则。回到我的前文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大批艺术家在宋庄的聚集，才使得宋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外来艺术家不仅为宋庄带来了影响，同时也为其聚集了财富。应该说宋庄政府相比过去的海淀政府要明智许多，他们能够看清楚基本的国势，把握住经济发展的大脉，为此他们不惜顶着压力，在意识形态紧缩的时候为艺术家提供避难所。我想，宋庄之所以能够成今天的宋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因为宋庄的包容与开放，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迫解散以后，许多走投无路的圆明园艺术家纷纷选择了宋庄。应该说，宋庄的变化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是由于更多圆明园艺术家的到来，给这个地处北京远郊的偏僻乡村聚集了创新的能量。我前面提到柏油路的拓宽，公交车的贯通，以及大大小小的餐馆出现，都是在这之后，是因为供需带来的诸多变化。但尽管1995年以后的宋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集散地，已经初具规模，可就其生态而言，仍然是处于某种“地下”状态，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事实上，宋庄的真正崛起，还是2005年以后。正是那一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产业转型的政策，明确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宋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集聚中心，就是在那一年被北京市政府纳入到了首批文化创意园。至此，宋庄艺术家群落算是寿终正寝，获得了正式的合法性。伴着这个合法化的过程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追捧，曾经的“地下艺术”就是在市场抄作下浮出水面。而宋庄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大本营，由此也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截止2008年，据当地政府统计，居住宋庄的艺术家已达三千之众，大大小小的民营美术馆、画廊等艺术机构已有了几十家之多……宋庄就是这样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农村一跃成了文化创意的先进试点，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
回首这一路，我们能够看到宋庄的崛起壮大，跟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有着直接关系。可以给出的逻辑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宋庄，抑或催生了中国当代艺术，而当代艺术又以其独特的创造性推动了自由的市场经济。这里面既有鸡生蛋的催生，也有蛋生鸡的孵化。正是由于经济社会给出的这样一个新的生态链，使我们从整体上告别了自己的“乡村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步入了全新的现代社会。从进化论角度看，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主体入手，资本社会的产生缺乏内在的精神动力，仍将是一个困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这就像深圳的大芬村，只有文化产业而没有文化创意一样。宋庄从一个艺术家的退守地转变成文化创意产业的策源地，能否在未来创造出奇迹？答案恐怕还得从原初的理想冲动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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