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大突围

[size=2]　　2009年秋季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当传统艺术板块的价格标竿被不断拉升，并一再突破人们的想像值时，已经沉寂了两个拍卖季的当代艺术，却依然没有借到强劲行情中的一丝东风，这个在两年前还是拍卖市场的绝对宠儿，自金融危机后便一蹶不振，而该板块中的一级市场——画廊，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2009年底北京艺术区的大范围拆迁，再次为当代艺术的市场信心凭空浇了一盆冷水，争宠似乎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一些画廊被迫倒闭，而坚持下来的，则在内忧外患中顽强地寻找着各自的生存空隙。[/size]

[size=2]　　[b]与资本对接，画廊不能承受之重?[/b][/size]

[size=2]　　2009年春季拍卖开始前，内地几家重要的拍卖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来自银行、基金、企业等机构对艺术市场的觊觎。虽然，截至秋拍结束，还没有迹象表明来自这些机构的资金已经进入并干预到艺术品拍卖领域，但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大资金对投资艺术品的兴趣随着国力的增强而越来越显得浓厚。除此而外，以“艺术北京”为代表的大型艺术博览会中，大众、奔驰等汽车品牌以赞助者的身份，越来越积极地曝光在媒体面前。艺术与资金的联姻，仿佛正以各种形式蔓延开来，它们的下一站，是否已指向了画廊，而画廊又能否借此在颓势中重生?[/size]

[size=2]　　北京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负责人程昕东向记者介绍说，在金融危机来袭的这段时间，其实资本市场中很活跃的一部分力量正在寻找契机和中国的艺术市场对接。而他本人也认为，来自银行、企业等资本与艺术的对接将是未来画廊发展的一个趋势。“否则未来中国的画廊缺乏成长的动力，而且经不起下一轮的国际性竞争。”程昕东说，“就好像中国边远地区还存在的那些画店，它们能够维持生计，但是不能发展壮大，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使它们进入更高的平台，不能参与国际性的活动。”[/size]

[size=2]　　依靠广泛的国际资源而将自身画廊维持在国际拓展道路中的程昕东认为，当一个画廊不能在国际一流的美术馆策划展览，不能带着艺术家作品进入巴塞尔等世界知名博览会的时候，画廊的主动性就会丧失，因为它已经不能持续不断地和艺术家分担风险。艺术家势必会寻找实力更强大的画廊，来完成自身的成长。“画廊一旦失去了艺术家，则只能沦为画店。”而这一切，都需要有强大的资本保障。[/size]

[size=2]　　至于资本与画廊的对接，前者所能获得的利益，程昕东认为，如果资本选择了一家优秀的画廊与之合作，则可获得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的收益，并能给资本带来品牌效应。而程昕东同时向记者表示，虽然目前一些资本曾找过自己，而自己也很理直气壮地希望他们的介入，但选择一个合适的资本与之合[/size]

[size=2]　　作并不容易，“资本的介入首先要在不影响画廊对艺术判断标准的前提下，毕竟，我也有我的坚持。”[/size]

[size=2]　　和程昕东一样，北京世纪翰墨负责人林松也对资本的介入表示欢迎，他遗憾地向记者回忆说，“2008年中国嘉德秋拍，我们这些艺术品经纪人眼睁睁看着朱熹的手卷以600多万流标，而事隔一年，2009年的11月就能拍出一个亿。懂行的画廊经纪人都能看出该手卷的价值，但又没有雄厚的资本在2008年的时候将其买回。如果当时就有一些资本和画廊合作，那么一年的回报就有400多万”。[/size]

[size=2]　　不过，林松也表示，资本的进入首先要有清晰的理念和健康的态度。“不能用人为操作性特别强的方法进行炒作。比如古代艺术品，因为有了足够长时间的收藏才达到这么高的价格。”因此，林松认为在选择和资本合作时，应该有一个3-10年的合作周期，而画廊作为专家去配置这些资产，赚取应得的佣金和分成。[/size]

[size=2]　　与程昕东和林松面对资本的乐观情绪不同，被誉为“中国第一代当代艺术推广者”的长征空间负责人卢杰对资本的介入则显得并不那么热衷。早在2005年开始，卢杰就作为亚太区总裁着手参与一只由犹太人做的“全球艺术家共同信托基金”的筹建工作，虽然后来他因为长征空间事物繁忙退出了信托工作，“但我深知艺术信托在中国遇到的困难以及它们的理想和对美好的憧憬”。卢杰说，按照国际做法，这只基金的周期需要20年，“可中国当时的当代艺术市场看的是下一周的行情，连一年都熬不住”。[/size]

[size=2]　　卢杰说，当资本介入的时候，同时会出现很多相应的问题，“你得对资本有许诺和保证，同时，你又如何保证资本对你的承诺都能实现?资本给画廊有多大宽容度?而它本身在法规、管理、税务等方面又有多正规可靠?”在卢杰看来，资本与画廊的对接是有一定风险的，“中国的画廊业发展太短暂，根基还没有打稳就急于引入资本。”卢杰介绍说，在纽约，画廊有两种主要的存在形态，一种是“百年老店”，通过家族代代相传做起来的，“这些画廊最开始都是一步步苦心经营，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有股东进来，比如画廊的一些华尔街藏家，也可能始终坚持独资。”还有一种是这几年出现的新形态画廊，成立时间不长，但“来势汹汹”，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和资本运作有关，比如风投、家族基金、独立的财务投资公司等。卢杰说，在美国，这类画廊的比例非常少，却成为目前中国画廊中最关心的部分，“中国画廊很多都不想走前面的‘百年老店’的过程。”[/size]

[size=2]　　而千年时间画廊负责人张思永，也对资本进入画廊持谨慎态度，2007年底曾有一对从事煤炭贸易的夫妇，有几千万的闲置资金希望在艺术投资中找到出口。在与张思永的接洽中，他们始终关心的是“几千万投入到画廊中，一年后能有多少回报率”。张思永说，“如果这笔资金能在投入五年的周期后和我谈回报率，画廊完全有策略来周旋运作，但一年的周期太短，我无法给他们承诺”。谈判持续了三个月，最后还是终结于双方对回报周期的异议中。张思永也由此认为，目前中国画廊还不能完全依靠大宗游资的介入来确立画廊的商业运营模式，“任何一笔大资金的进入都会给画廊带来内因与外因不确定的变化压力。”张思永说，“我们身边有以国外资金为主建立的艺术机构，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企业亏损，基金没有进账，承诺中国空间的投资预算兑现不了，所有艺术家的展览规划及作品收藏也都随着循环系统的脱节而承受巨大压力。”[/size]

[size=2]　　张思永一直认为自己比较在乎细节，并时刻为别人着想，所以不愿意去想象自己接一个超大的单子，几千万的资本介入对于他来说显得过于庞大，“可能我的画廊只需几百万就够平稳运行。”张思永说，6年前蔡康永以25万人民币的总价购买了十幅千年时间代理艺术家王斐的作品，“在当时，单幅作品价格我认为已经很高了，画廊也已盈利不少，但现在，哪怕是在金融危机中，这样的作品单幅已经接近20万。”张思永说“我认为这才符合画廊对买家服务的正当回报率”。[/size]

[size=2]　　[b]资本介入过程中对基金会的误读[/b][/size]

[size=2]　　2000年，卢杰创办非盈利的长征艺术基金会，并开始实践艺术项目“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而卢杰本人也被称为“尝试做基金会模式的空间的先行者”。但正是由于基金会概念的引入，使得很多人误以为卢杰的长征空间一开始便有大的资本注入。“他们混淆了‘基金会’与‘基金’的概念，前者是非盈利的，后者是投资盈利的，有着巨大的差别。”卢杰向记者解释说，“在美国，一个基金会的规模可以与一个小型国家媲美，比如福特基金会，它的规模、员工以及在全世界办事处所涉及项目的广泛程度都很庞大。而同时，一个基金会也可以极其草根，甚至有些个人会为比邻大楼的垃圾处理问题成立基金会。”[/size]

[size=2]　　卢杰说，自己创办的长征艺术基金会，启动资金非常微薄，“主要由社科和学界的五、六位书生组成，功能为交流、考察和出版。”卢杰对美国基金会模式非常认同，他向记者解释说，“基金会受到规范透明的管理。在美国，24小时内，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提出想看你的财物报告，你必须要给他。”在卢杰看来，这种透明的管理模式“促成了‘小钱也能办大事’。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能成为你的顾问，不计报酬地帮你工作。”因为非盈利基金会的工作是慈善类型的公益工作。[/size]

[size=2]　　回到国内后，卢杰发现，近来不断有人咨询基金会在中国的可行性，但他认为限于国家从立法到税务等方面的问题，使得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国家已经意识到基金会的重要性，一些智囊团也介入研究，但是始终没有广泛实施。”[/size]

[size=2]　　卢杰说，基金会其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机构，在美国，基金会涉及了文化、宗教、艺术、剧院等各个方面，比如哈佛大学，听起来是个私立大学，但实际背后是一个非盈利基金会。”卢杰还说，在美国各种基金会取代了文化部，全民参与到社会的各种活动中，“知识精英、社会精英成为成千上万个基金会的董事，专家学者成为管理者或者参与合作者，大量的艺术家也都是先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磨砺十年左右才有实力进入画廊，而不像中国艺术家这样一毕业便进入画廊。[/size]

[size=2]　　[b]收藏品与收藏家成为画廊应对危机的磐石[/b][/size]

[size=2]　　虽然成立刚刚3年，但凭借独到眼光和规范运营的能力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北京偏锋新艺术空间在金融危机中，不但没有显出颓势，而且展览和销售状况令人羡慕。在2010年春节还未到来时，他们便已经进入了新一年的工作状态中。最近还获得了“艺术财经”与“宝马中国”联合颁布的“2009年度艺术权力榜”中第二十九名、年度最佳画廊奖的好成绩。负责人王新友向记者介绍说，“今年新生了很多陌生的藏家。而与一些企业之间的合作活动也在陆续展开。此外，今年我们还安排了艺术家在东南亚的展览。”王新友透露，创办画廊之初，自己准备了五年约3000万的投资，也就是一年600万，而当空间从北京草场地艺术区辗转进入798艺术区后，600万资金又再次被追加。王新友说，“600万中的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了收藏作品中。”[/size]

[size=2]　　程昕东更是认为画廊自身的收藏品能够抵御金融危机的侵袭，他说“收藏品见证画廊成交历史的同时，也是一笔财富。在遇到经营危机的时候，可以拿来变现。”程昕东认为，画廊的成长除了积累社会资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有没有收藏品。“画廊其实是艺术作品的第一个收藏者，因为只有自己冒这个风险才能获得收藏家的认同。”程昕东笑称，“如果一个买家到画廊负责人家中做客，发现一张画廊代理艺术家的作品都没有，而且你还告诉他，作品全部卖光了，他一定觉得你很不靠谱。”[/size]

[size=2]　　除了收藏品，对收藏家的维护也成为画廊应对金融危机的利器。[/size]

[size=2]　　身居世界中心地段并亲身经历数次国际金融风波的卢杰自信地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自己关系并不大，“原本也打算减少开支，把4个空间去掉一两个，但经过三个月的痛苦考虑后决定全部保留。也曾裁员6名员工，不久其中的3名又被我招了回来，而且又聘请了4名员工。”[/size]

[size=2]　　卢杰说，画廊业应该追求的是长期建立的品牌和对艺术的学术态度和责任，危机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必去计较短期的效益而失态，今年我如能做到理想的营业额，盈利的部分都会投入到展览项目、团队以及作品开发中，明年如果赢利相对不理想，微薄的利润也同样会投入到项目中。不同的是，市场越好，做得越强大。这两年，市场低调了，但“思考”的品质在增强。比如这时可以有机会对整个仓贮系统，物流系统做改善，对藏家进行更好的登记、服务。“有的藏家买了你三年的东西，今年因为金融危机没有买，但是你不要和他失去联系，继续为他做各种售后服务，等经济好转时，他们自然还会回来。”[/size]

[size=2]　　林松的世纪翰墨，在2009年9月从798的旧址搬到了同区内相对位置较好并已装修一新的新空间内。他向记者介绍说，2009年，为了让藏家看到画廊的信心，世纪翰墨参加了北京、上海和台湾的6个重要博览会，参展费用从原来的两个，一下增加了3倍。“在北京首届艺术酒店博览会中，我们卖了两三件小作品，但买了20万的同行的货。除了这些作品的确值得收藏外，也是为同行捧场。”林松说，金融危机中，画廊间买卖反而增加了，“比以前更加团结，可能大家都希望抱团取暖。”[/size]

[size=2]　　除了为藏家展示信心，在作品种类上世纪翰墨也作了调整。“我们组织了一些曾梵志的版画，几万元一张，基本一天就能卖出一张。”林松说，画廊买家中出现了一批中产者，他们买不起原作，版画对于他们就是一种很好的消费。他们花3万买作品的时候，不会想着过两年就升到10万。所以，当画廊本身的态度端正的时候，藏家也会跟着端正起来。“这些买家会看很多作品，学习能力强，当他知道你的作品价格合理的时候，不会‘拦腰一刀’地瞎砍价。”[/size]

[size=2]　　而在世纪翰墨的展厅中，林松还为藏家引入了世界著名室外装置艺术家克里斯托夫妇的作品，他说，“中国艺术虚火太旺，把世界大师的作品拿来比较，就会让买家了解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参考体系，并且在比较中获知，国内有些艺术家作品实在太贵了。比如克里斯托的这些作品照片，基本都只做300张，但是由于没有编号，只有签名，所以视为无限的艺术品对待，价格只卖2万人民币。而他的版画，也就8万元人民币。”[/size]

[size=2]　　[b]二级城市成为画廊遭遇危机时的避难所[/b][/size]

[size=2]　　千年时间画廊自1999年成立以来，已有10年多的历史，和一些知名画廊相比，负责人张思永说，“我们是小规模，小投资，缓慢地在发展”。不过，被798艺术区各大知名画廊的光环映照得并不起眼的千年时间，却悄然在一些二线城市为自己盘踞出一块领地，并成功躲避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张思永不无骄傲地向记者介绍说，“千年时间在南昌和长沙都有政府批准成立的艺术馆，南昌的空间已经经营两年，目前发展平稳。”[/size]

[size=2]　　张思永介绍说，有了北京、南昌和长沙三地的立体展览线后，自己策划的展览就有了巡回的可能性，“从北京到南昌再到长沙，这三站中一定会有一站将作品介绍到买家手中。”张思永说，金融危机来临时，他并没有把产品单一化，也没有把空间单一化，“我在不同的空间中展出不同的艺术家作品，并用不同的价格面对不同的市场。南昌市场价格很低，我们就选择出售同一艺术家尺寸相对较小的作品。比如王斐作品在北京，两米乘两米的，可能卖到30万，但在南昌我可能只卖他50乘60厘米的作品。而且，在这些二线城市，为笼络到原始的第一批买家，我们甚至放弃了赚取佣金的想法。”[/size]

[size=2]　　张思永说，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艺术家作品，在二线城市开始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那些新兴买家会放弃当地老派艺术家作品，而选择从北京来的有力度的年轻艺术家作品。“因为这些买家认为，花3、5万买一件当地老派艺术家作品，虽然不错，但价格可能20年内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可由北京画廊重推的年轻艺术家，其大作品在北京卖30多万，小作品也能卖3、5万，对于买家来说，很多都会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后者。”[/size]

[size=2]　　金融危机开始时，张思永就敏感地意识到，艺术在北京可能会遇到阻碍，“我还是愿意花些精力，拿些好的作品引荐到二线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经济还很活跃，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没有沿海城市和国际都会大。当艺术市场在一线城市相对饱和和疲惫时，二线城市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开端。这是规避风险的举措，而且这种举措，为我赢得了一定声誉和小小的初级市场。”[/size]

[size=2]　　而千年时间画廊的专业性，也为这些二级城市画廊业带来了新的参考模式。“以前这些城市的展览，只是在一些传统的美术馆，由媒体发个展讯，请领导剪个彩。而我们到来后，这里有了真正意义的现代展览。比如，展期会持续一个月，有周密的策划，有画册印刷、文章撰写、小型的研讨等项目。这些在北京司空见惯的形式却令二线城市为之叹服。”当地文化部门也主动向其抛出了橄榄枝。而千年时间也可以因此得到优势宣传。“艺术馆的每个展览，都有相关领导出席，特别是主管文化系统的领导。按照常规，领导们出席展览是对艺术活动的最大支持。而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也影响了本地一些企业家的参与，所以说媒体的强势传播让有收藏意愿的受众开始在千年时间艺术馆购买一部分现当代艺术作品。”[/size]

[size=2]　　但是张思永在二线城市的销售也并非一帆风顺，“主要是在当地我们找不到优秀的艺术品经理人。”张思永说，自己也去外企、大学，以及传统产业中挖掘人才，和他们谈艺术品市场的良好利益回报等概念，大多数在其他行业有经验的人对现代艺术品的市场表示出陌生，而极少部分接受的人中，又基本是从国外或者一线城市回来，已经拥有良好的职业规划，不轻易转入到艺术品行业中。因此，张思永只能把北京有良好艺术经验的经理派去这些城市工作一年，并在当地物色合适的人选带到北京千年时间培训1个月。以此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size]

[size=2]　　截至记者发稿日，经历了一年辛劳并在金融危机中顽强坚持的画廊已经进入了春节前的喜悦中，而我们也相信，通过不同途径找到自身生存空间的画廊，在2010年农历新年之后，一定会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来。[/size]